“沙扬娜拉”说不完谢冕不再心太软
□本报记者 赵晋华
1998年春节的脚步还未走远，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教授又添一事———天津《文学自由谈》杂志今年第一期发表了署名余云腾的《请教谢教授：“沙扬娜拉”是人吗？》文章，重提十几年前的一桩文字案，文末注明“作者系贵州省盘县某中学教师。” 据悉，谢冕已于近日致函《文学自由谈》，信中说，《文学自由谈》“今年第一期又做出新动作，再度发表某一边远地区作者的文章。该文把距今十五、六年前即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某编辑擅改‘沙扬娜拉’为人名的错误，再度强加给我。中青社《文艺鉴赏指导（一）》中的这件公案，我已多次辩明，崔道怡亦曾撰文述及，那位作者身处僻地不知，难道《文学自由谈》的主编和编辑也不知？若真的不知，事关作者声誉的如此重大的事，作为编辑，为什么也不向当事人核证一下？以京、津两地之隔，这岂非举手之劳？如此的匆忙，如此的‘心切’，让人不能不怀疑《文学自由谈》的动机了！” 事情的原委究竟是怎样的呢？ 1982年，中国青年出版社为该社编印的《文艺鉴赏指导》向谢冕约稿（约稿人和责任编辑暂隐其名），谢冕写了关于诗歌方面的通信三题，分别为《懂一点诗歌欣赏知识》、《通过想象理解诗》、《韵味、“猜想”与音乐美》。该书于1982年7月出版，第一版就印刷了30万册。 1983年1月16日，谢冕收到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系8022班李晗同学来信，信中说：“您为徐志摩《沙扬娜拉一首》所作的解释是否有误？……您却想象为诗人借此形容为‘沙扬娜拉’这位日本女郎的温柔缱绻……。”接此信谢冕大吃一惊。谢冕说：“我水平再低，也不至于把‘沙扬娜拉’作如此荒唐的理解！1983年1月20日我去信中国青年出版社某编辑，2月2日该编辑复信：‘由于我本人的错误给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，深感内疚’。” 谢冕教授2月11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：“当时不断有读者来信指出错误，我无法一一回答。因为是书，又无处可以更正。无可奈何之中，我建议由出版社印行一封承认错误的公函，分发给对此提出批评的读者，他们同意了。所幸我今天还保留着当日加盖公章的原件，原文如下：‘近来，我们陆续收到读者的来信，对我们出版的《文艺鉴赏指导》一书中的《沙扬娜拉一首》的解释提出意见。认为“沙扬娜拉”一词不是一位日本女郎的名字，而是日语再见一词的音译。您和其他读者的意见是正确的。我们查对了原稿，谢冕同志原稿中不是这样写的。我们负责此书的责任编辑同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，又没有认真核实，就对原稿作了改动，致使出现了这一错误。’” 记者看到了这份公函，也看到了当年那位编辑写给谢冕先生的道歉信，信中说：“查阅后发现您的原稿是对的，是我本人对诗理解错了，又没有去请教和查阅一下，就加上了‘沙扬娜拉’四字，这是我工作上马虎大意造成的，同时也反映了我知识面不宽，这是我今后当认真加以改正和注意的。”谢冕接着说：“那时法律还不健全，我没有就我的名誉受到损害提出诉讼。我这人心软，想到文革使一代人变得愚昧而又无知是刚刚过去的事，我们的编辑也是身受其害的，我不忍心使他们难堪。但让人感到可怕的是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那书还在流传，还有更多的人会把这老问题当成新问题重新提出来。我何以对那些善意或非善意的质问者？我又能拥有什么样的手段为自己辩护？平生为文多矣，有一些文字经常引发人们的议论。但我始终认为，文章一经写出，它的成败得失都成了社会现象，本人毋庸赘言。而现在，面对强加给我的这个‘硬伤’，面对这无休无止的纠缠，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来说明此事。” 记者于同日采访了《文学自由谈》执行副主编任芙康，任先生说：“这是一个读者自己写来的，我们并不认识他。我们是一个文学刊物，只要文章谈的是文学问题，有一点意思，可以自圆其说，言之成理，我们就会给它版面。至于是否事先核实，我们只看文章讲得道理如何，讲道理的文章没法核实，也不必核实，我们作为文学刊物，和纯粹搞新闻是不一样的。当时谢冕先生的文章是公开出版的，而中青社的公函和那位编辑的道歉信，如果是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，那我们孤陋寡闻，没有看到过，如果不是公开发表的，那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。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谢冕先生的来信，如果见到，可来函照登，发表在第二期上。” 当然，事情在当事人身上却并不轻松。据谢冕说，这些年来他深为这件事所苦。崔道怡知悉后，非常同情，于1994年在《新生界》杂志第四期发表了《“误会”的难过》一文专论此事，应该可以看到。另外，去年年末，上海《咬文嚼字》杂志也收到了这个“贵州省盘县某中学教师”的文章，该杂志给谢冕写信核实，并复印了那篇文章，谢冕随即将当年中青社的公函和编辑的道歉信寄去，《咬文嚼字》就没有发表。由此看来，这个中学教师就算不是一稿两投，也是先在上海碰了壁后又改投天津。 作为一个学者，谢冕的日常生活是非常单纯的，然而却一再被迫卷入某些“纠缠”之中，使他十分痛苦。彻底送走“沙扬娜拉”这位“女神”，实在是谢冕教授的一个心愿。
